1937年南京大屠杀，几个日本兵扒掉少女的衣服正要施暴，突然一美国女人冲过来，指着他们一顿臭骂。
1940年，美国印第安纳州。一位名叫明妮·魏特琳的女士在自家公寓里打开煤气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三年前，她曾是南京城内上万名中国妇女儿童的守护者。从1937年深冬到1938年春天，这位美国女子依靠一己之力，在日军的刺刀与兽性之间撑起了一座庇护所。
魏特琳并非什么外交官或军人。她的身份很简单——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主任。早在1937年8月，日本军队开始轰炸南京时，美国大使馆就多次通知所有侨民撤离。许多外国人登上了最后一艘炮艇，但魏特琳拒绝了。
她在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，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小巷，更熟悉那些卖菜、洗衣、教书的中国百姓。她在日记中写下：“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们，就像不能丢下自己的孩子。”
12月13日，南京城破。日军如蝗虫过境般涌入市区，随即开始了长达六周的大规模屠杀、强奸和纵火。魏特琳站在金陵女大教学楼的窗口，看到远处的街道上浓烟滚滚，听到女人的尖叫声和男人的哭喊声此起彼伏。她没有犹豫，立刻将校园改造成难民收容所。同时，她与德国商人约翰·拉贝取得联系，双方约定在城内划出一片“安全区”，尽最大可能收容平民。
金陵女大很快人满为患。原本只能容纳几百人的校舍，最终挤进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。走廊里、楼梯下、甚至地下室都铺满了草席。魏特琳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日军，而是生存。粮食、饮用水和药品极度短缺。她将自己多年积攒的首饰、手表、甚至冬天的大衣都拿去换了钱，又冒着炮火穿过残垣断壁的街道，找到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，硬是要来了一批面粉和鱼肝油。
日军对金陵女大这座“妇女堡垒”恨之入骨。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，三名日本兵翻墙进入校园，在操场拐角处抓住一名十六七岁的少女，撕扯她的衣服。少女的挣扎声惊动了正在附近巡查的魏特琳。她冲过去挡在少女面前，用力推开日本兵。
那三名士兵先是一愣，随后拔出了军刀。魏特琳撸起袖子，露出左臂上缝着的臂章——一枚美国国旗标志和红十字徽章。当时日美尚未开战，日军士兵虽然嚣张，却不敢公然刺死一名美国公民。他们对峙了几分钟，最终收起刀，骂骂咧咧地翻墙离开。
类似的对峙几乎每天发生。有的日军试图强行进入校园搜查“隐藏的中国士兵”，魏特琳就一个人站在校门口，双臂张开，用身体挡住大门。日军军官扇她耳光，用枪托砸她的肩膀，她的嘴角被打出了血，左臂一度抬不起来，但她始终没有后退。
有一次，一队日军拖走二十多名年轻女子，魏特琳追了两条街，拦在卡车前面，硬是通过反复交涉，把其中十五人带了回来。
除了守住避难所，魏特琳还主动走出校园去救人。1938年1月，她听说城外一处村庄里有十几名男子被日军抓走，即将集体枪决。她只身前往日军驻地，用流利的英语和蹩脚的日语与一名少佐理论，指出那些人是普通农民，并非军人。她甚至拿出金陵女大的证明文件和红十字会的证件。
僵持了近一个小时，那名少佐最终下令放人。魏特琳带着十二名中国男子回到安全区，其中有三人身上还有鞭痕。
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魏特琳每晚都会在油灯下写日记。她记录下当天的所见所闻：哪条街上又堆满了尸体，哪所学校被烧毁，又有多少妇女在日军慰安所里失踪。她写道：“今天在城南看到一个小男孩趴在母亲身上哭，母亲已经死了。我把他带了回来。我数不清这是第几个孤儿了。”
这些文字后来成为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之一。她没有刻意渲染情绪，只是平实地写下时间、地点、数字，但字里行间的压抑感令人窒息。
1938年春天，随着安全区逐渐解散，魏特琳的身体和精神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。她长期营养不良，加上多次被日军殴打留下的旧伤，体重下降了近二十斤。
更可怕的是心理创伤——她每晚都失眠，一闭上眼睛就看到那些被拖走的女孩和满街的尸首。1940年5月，她的抑郁症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，朋友和同事不得不将她送回美国治疗。
然而美国的医院和亲人没能救回她。在印第安纳州的公寓里，她依然被噩梦缠身。1941年5月14日，在她离开南京整整一年后，她打开煤气阀门，结束了自己五十五岁的生命。
魏特琳不是中国人，但她在南京最黑暗的一百多天里，从日军的魔爪下保住了上万条生命。拉贝曾在日记中评价：“金陵女大的魏特琳女士是这座地狱里少有的光。”
今天，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（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旧址）内，矗立着一座她的铜像。每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前后，铜像前都会摆满菊花。铜像底座上刻着四个字——“金陵永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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